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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樹義:布魯金斯學會何以成為世界第一智庫


2019-04-01 15:52:01      來源: 《山東社會科學報道》2019年2月15日第81期     責任編輯:李萍     人氣:

在全球智庫界,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無疑是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它在TTCSP的全球智庫綜合排名中已經連續多年蟬聯榜首。那么,布魯金斯學會何以能在全球智庫界獨領風騷呢?

一、悠久的歷史

布魯金斯學會不是智庫界的“暴發戶”,而是家世深厚的“貴族”。它多年來一直雄踞全球智庫之首,與其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積淀有著重要的關系。筆者2017年在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學習智庫研究方法時,曾就“布魯金斯學會何以成為世界第一智庫”這個問題請教過多位前來授課的美國資深智庫專家,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將其“歷史悠久”作為第一原因。布魯金斯學會成立于1916年3月,2016年度過了百年華誕。其實,作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機構,一百年的歷史并不算多么漫長,但是在全球7815家現代智庫中,布魯金斯學會的歷史卻最為悠久,堪稱現代智庫的開山鼻祖。

20世紀初,在美國發生了一場范圍廣泛、影響深遠的社會運動和思潮,這就是“進步主義運動”,來自密蘇里州最大城市圣路易斯市的企業家、慈善家、華盛頓大學董事會主席羅伯特·布魯金斯積極參加了這場運動。為了更有效地反對和遏止政府的貪婪和腐敗,提高政府管理效率,1916年3月,他和其他8位來自企業界、法律界和銀行業的人士一起,發起成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組織“政府研究所”。1922年和1924年,他又分別創建了經濟研究所和羅伯特·布魯金斯研究院,并于1927年將這3個機構合并為布魯金斯學會,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悠久的歷史根基,形成了布魯金斯學會深厚的歷史積淀,為它的長盛不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歷史動力。

多年來,布魯金斯學會雖然貴為世界第一智庫,在國內外智庫界風光無限,但在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和挑戰。盡管如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布魯金斯學會在影響力方面仍將會保持世界第一智庫的地位,并在現有基礎上針對存在的問題和困難進行改革,進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一點,在布魯金斯學會百年慶典時有關負責人的講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學會董事會聯合主席約翰·桑頓和大衛·羅賓斯坦、時任學會總裁的斯特羅布·塔爾博特等人都表示,布魯金斯學會未來將在秉承其百年榮耀的基礎上,繼續高舉“高品質、獨立性、影響力”的大旗,通過對美國和全球重大問題的一系列高質量研究及其有效傳播,在智庫界繼續領跑。

二、獨特的組織結構

智庫要形成強大的影響力,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在智庫人員素質,或者說成果產出能力和水平等因素差異不大的情況下,規模往往會成為決定智庫影響力大小的決定因素,即數量決定質量。對于布魯金斯學會而言,情況也是如此。如今,布魯金斯學會不僅是全美規模最大的智庫,在TTCSP評選出的2017年全球10大最頂級智庫中,布魯金斯學會也是規模最大的。根據布魯金斯學會官網提供的信息,它目前擁有超過388位權威專家,從事著28個研究項目,提供有關公共政策方面的高質量研究、政策建議和分析報告。

有了一定的人員規模,就必須有合適的組織結構。相對于中國智庫而言,布魯金斯學會的組織結構比較獨特。布魯金斯學會由董事會領導,董事會的61名成員都是知名企業家、銀行家和學者。學會設有總裁1名,副總裁9名。組織結構的設置反映了學會的研究全貌與特色,組織結構的調整也體現了學會研究重點與研究領域的演進過程。創立之初,布魯金斯學會由3個研究所合并而來,研究領域依據政治和經濟兩大學科進行劃分,機構設置與研究領域相統一。隨著世界形勢的復雜化和多元化,國際國內出現了很多新的問題,布魯金斯學會也開始根據新的變化調整組織結構與研究范圍,逐漸形成新的發展模式。目前,布魯金斯學會形成了研究部、研究中心、研究項目3個由高到低的矩陣式層級組織運行機制。但是,研究部、研究中心以及研究項目之間并沒有嚴格的隸屬關系,研究中心和研究項目的啟動與關閉也會根據世界時事演變情況進行動態調整與協調。學會目前擁有5個研究部、15個政策研究中心、3個海外研究中心,以及28個研究項目。在內部管理上,研究部、研究中心和研究課題之間沒有固定的隸屬關系,一切工作都圍繞著研究而運轉,以拿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為工作目標。此外,布魯金斯學會還設置有財務部、運營部、對外聯絡部、管理培訓、出版社等部門,其日常工作都是為政策研究部門提供支持和服務。

三、全方位的獨立性

獨立性是對現代智庫的最基本要求,每一個智庫都會將獨立性作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標。布魯金斯學會作為世界頂級智庫的代表,一直把“獨立性、高質量、影響力”作為一以貫之的信條和靈魂,認為這是自己擁有全球信譽度的核心所在。在這三大核心價值中,又以“獨立性”最為核心和關鍵,也因此最為學會所珍視。

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認為,任何一個智庫的聲譽,都和它的獨立性密切相關。獨立性包含了幾個方面。首先是思想的獨立。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以開放的思維來開始他們的研究項目,并通過對事實的客觀分析獲得結論。在美國兩黨制的政治環境中,獨立性也意味著學者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非黨派機構的成員。布魯金斯學會強調機構本身的獨立性、學者的獨立性和財政獨立。每一個學者不應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勢力影響,應避免政治偏見,并根據自己的判斷和研究得出客觀的結論。布魯金斯學會作為機構不能持有政治立場,但學者本身可以持有政治立場,不過,這些學者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傾向絕對不能以“布魯金斯學會”的名義表現出來,甚至不能以學會的名義參與政治活動。尤其是在大選年,學會的學者不得以學會名義、不得利用學會資源、不得在上班時間給某一黨派候選人助選或提供咨詢服務。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雖然許多人認為布魯金斯學會比較親民主黨,但事實上也會有共和黨的干將到布魯金斯學會做總裁,比如現任董事會主席兼中國研究中心約翰·桑頓及前任總裁就是共和黨人。在財政獨立方面,布魯金斯學會作為非營利性機構,其運作資金來自于創始人布魯金斯的基金、社會捐款及出版物收入等,由學會財務部門專門管理,并在其官網上發布年度財務報告,接受公眾監督。

四、多元化的經費來源

一定的經費保障,是智庫能夠成功運行的基本保證條件。智庫雖然有官方、民間和大學依附型等類型之分,但它們的經費來源一般都是多渠道、多樣化的。國外智庫的資金收入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主要渠道:一是非政府資助,主要是指私人、基金會、企業自愿給予智庫的經濟支持,它一般是智庫主要資金來源,所占比重最大;二是政府財政資助,接受這種資金來源的主要是官方或半官方智庫;三是合同收入,營利性智庫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此;四是原有資金的增值;五是出版所得。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年報(2017)》提供的數據,在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學會全部業務收入(11733.6萬美元)中,投資收入1534.2萬元,占全部收入的13.1%;捐贈收入9684.4萬元,占全部收入的82.5%;項目服務收入42萬元,占學會全部收入的0.36%;設施租賃及其他收入300.5萬元,占學會全部收入的2.6%。可見,布魯金斯學會的經費來源雖然非常廣泛,但捐贈收入占了全部收入的絕大部分。在捐贈者中,大企業、基金會及私人捐助所占的比例最大。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哈欽斯家族基金會、摩根大通公司、羅伯特·博世基金會、紐約卡內基公司等都在捐贈榜上名列前茅。也有數量不少的捐贈是來自政府,但主要是一些外國政府,如卡塔爾、挪威、澳大利亞、阿聯酋、丹麥、英國等。對布魯金斯學會來說,大量接受政府捐款,這是近年來出現的一個新情況。除了捐贈收入,布魯金斯學會的第二大收入來源是自有基金收入,占到了學會全部收入的11%。對布魯金斯學會來說,這是一筆重要的穩定收入。

五、完善的傳播途徑

智庫的生命力在于其影響力,而影響力的獲得,則要依靠有效的傳播。因此,智庫不僅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員和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還要有完善的傳播途徑,以便及時地把智庫專家及其成果成功地宣傳推廣出去。布魯金斯學會之所以多年占據世界第一智庫的寶座,與其非常重視傳播,具有豐富完善的傳播渠道是密不可分的。

布魯金斯學會非常注重網站建設,將其視為對外傳播的首選工具。2016年夏天,布魯金斯學會啟動了新網站(Brookings.edu)。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訪客瀏覽學會官網頁面的平均時間增長了156%。在世界各大智庫網站中,布魯金斯學會網站的總網頁數以數倍的優勢超越其他網站,而且該網站的其他指標也在評比中遙遙領先。

在新媒體、自媒體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布魯金斯學會對報刊、電視、電臺等傳統媒體仍然給予高度重視。它與美國及全球的主流媒體都有互動,在世界范圍內的主要報紙上很難有一天完全沒有布魯金斯學會及其學者的采訪,主要電臺、電視臺也很難有一天看不到布魯金斯學會的名字。

使用多種傳播手段、借助各類媒體平臺推廣和傳播學會的研究成果,正成為布魯金斯學會發展與輿論傳播的新形態。據統計,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一年中,布魯金斯學會的照片墻用戶增加了49%,領英用戶增長了30%,臉書用戶增長了37%,推特用戶增長了27%,向外發送了550萬份電子郵件通訊,在各網站發布消息320萬條。

布魯金斯學會經常召開大大小小的各種討論會、報告會、講座和答謝午宴等活動,邀請相關專家、政府官員、新聞記者等參加。據統計,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一年中,它在世界各地舉辦了211場活動,參加者達24164人。

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每年出版40部左右的專著,同時,還出版《布魯金斯經濟活動文集》等期刊。隨著數字化傳播技術的發展,布魯金斯出版社的運行模式正在向數字作品轉型。另外,學會還辦有《布魯金斯學會通訊》,以紙質和電子版的形式免費向國內外讀者贈送。

六、良性的人員流動機制

智庫人員與政府官員的頻繁交流任職,是美國智庫的一大特色,由此形成了著名的“旋轉門”機制。特別是在總統換屆之年,這一特點更是表現的淋漓盡致。布魯金斯學會作為美國最老牌而且最大牌的智庫,歷來是卸任后的政府官員趨之若鶩的學術殿堂,也是新政府、尤其是民主黨政府大量招募人才的蓄水池。據統計,從1945年杜魯門政府上臺到21世紀初,美國各屆政府任命的來自布魯金斯學會的學者擔任政府高官達70多名。如此典型的“旋轉門”現象是布魯金斯學會最為驕傲,也是其能夠吸引才華橫溢的學者和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加盟學會的原動力,更是學會數年來能夠始終在眾多智庫中獨占鰲頭的重要因素。

布魯金斯學會的現任高管許多都曾有在政府部門任職的經歷。在現任總裁和9名副總裁中,至少有6人曾在美國政府、軍隊或國會任職。例如,總裁約翰·盧瑟福·艾倫就曾擔任過美國海軍陸戰隊四星上將,也是北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和駐阿富汗美軍前指揮官。前任高管中,也大多曾在政府部門任職。例如,2002—2017年擔任學會總裁的斯特羅布S·塔爾博特就曾擔任過國務卿特別顧問、副國務卿、國務院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等職。在布魯金斯學會的現有著名學者中,曾擔任過政府或企業高管的人更是大有人在,例如前美聯儲主席耶倫、布坎南,前美聯儲副主席科恩、里夫林和布林德,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弗曼和貝利,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布萊克、香博和斯多克等。

七、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布魯金斯學會之所以成為世界第一智庫,歸根結底,靠的是其高素質的研究人員創造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是這些研究成果對公共政策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影響。悠久的歷史、獨特的組織結構、全方位的獨立性、多元化的經費來源、完善的傳播途徑和良性的人員流動機制等,為其研究者的高質量研究成果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正如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在接受采訪時指出:“任何一個智庫的成功首先都取決于它所擁有的專家的實力。”由于擁有頂尖的、高素質的研究人員,以及研究人員不受資金、指標等外部環境的干擾,使得研究人員能夠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保證了研究成果的高質量、權威性和持續性。

在布魯金斯學會的百年歷史上,產生了太多太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其中許多成果對政府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為聯合國、馬歇爾計劃、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建立,為放松管制政策、稅制改革政策、福利改革政策和對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做出了貢獻。

 (作者系山東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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