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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國外智庫經驗 提升智庫建設水平


山東社科院“美國高端智庫的研究分析方法”專題培訓報告(節選)

2018-03-19 15:55:53      來源: 《山東社會科學報道》2018年3月15日 第59期     責任編輯:李萍     人氣:


為加快新型智庫建設,學習借鑒美國高端智庫的研究分析方法,在國家和山東省外國專家局的大力支持下,20171022日至119日,由山東社會科學院申報并組團的“美國高端智庫的研究分析方法”培訓一行13人,在楊金衛副院長的帶領下,赴美開展專題培訓。培訓通過課堂授課、互動交流、現場教學、公務拜訪等多種形式,全面直觀地了解美國高端智庫的發展定位、運作經驗、研究方法、評價方式等重點內容,深入細致地學習美國高端智庫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技術手段等方面的創新做法,進一步拓展了參訓人員在高端智庫建設和研究方法創新等方面的視野和思路,對于我院乃至全省高端智庫建設和發展都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和推動作用。

一、培訓的主要目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我國改革發展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山東社會科學院始終遵循“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學習借鑒國外智庫的先進經驗”的原則,以推進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為契機,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不斷推進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術手段創新。

(一)學習借鑒國外知名智庫的先進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智庫建設要把重點放在提高研究質量、推動內容創新上”。社科院作為黨委政府的重要思想庫、智囊團,應進一步學習借鑒國外高端智庫的研究分析方法,提高運用科學方法研究問題的能力水平,在決策咨詢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十三五”時期,山東社科院承擔著打造高端專業智庫、發揮示范引領作用的重任,亟需推動研究方法創新。美國是世界上智庫最發達的國家,其研究分析方法處于世界領先水平,赴美進行該方面培訓,學習探討美國高端智庫在推進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術手段等方面創新的好做法,深入研究美國高端智庫在理論支撐、技術支持和實踐檢驗等多維結合方面的先進經驗,有助于培養一批具有戰略眼光、善于運用現代科學研究手段的智庫研究人員,推進社科院系統高端智庫建設,更好地服務省委省政府科學決策。

(二)積極推進科學研究方法體系的創新發展

我們開展政策研究,往往忽視科學方法的應用和發展,以及科學數據的積累和系統分析,使得一些政策研究的認識和結論,不符合實際或者經不起推敲。美國智庫在這方面,特別強調基于嚴謹的學術研究得出科學可信的結論,尤其重視科學研究方法的使用和開發,這是美國智庫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美國智庫還首創了許多獨特的研究方法和模型。比如蘭德公司的德爾菲法(Delphi)、模型和預測(Modeling and Forecasting)、博弈論(Gaming)等預測方法。有鑒于此,我們必須大力推動規范化科學研究方法的應用,同時,要適應大數據大信息時代的特點,創新數據與信息分析、領域知識發現的科學方法與分析工具,確保智庫研究科學性、思想性、政策性的一體化發展。

(三)開闊實施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的思路視野

“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是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工程,也是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抓手。實施創新工程,是突破體制機制障礙、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建設中國特色一流新型智庫的重要路徑,是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邁上更新層次、更高臺階的重大戰略部署。山東社會科學院是繼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之后,全國第三家實施創新工程的社會科學院,同時,承擔了我省創新工程先行先試的試點工作任務。我省的創新工程試點工作,目的是深化山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管理體制機制改革、推進哲學社會科學大繁榮大發展,對全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新型智庫建設起到重要的示范帶動作用。美國智庫的專業化建設和發展時期比較長,決策咨詢機制順暢,積累了智庫建設、管理、運行的有益經驗,對于探索建立符合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特點的現代治理與運行機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例如:理事會化的治理機制和管理運行機制、獨特的研究人才隊伍組織與流動機制、嚴格的成果內外部評審機制等。

(四)探索深化國際交流合作的長效機制

建立與國際知名智庫的交流合作機制,開展國際合作項目研究,積極參與國際智庫平臺對話。一方面,國際一流智庫之間一般都建立了定期互訪制度。例如:美國蘭德公司和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經常互派訪問學者,美國斯坦福研究所和日本綜合研究所之間的人員交流也比較頻繁。另一方面,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面臨著新的復雜發展環境,國際與區域競爭和合作發展以及國際關系與秩序規則調整重構成為新常態。為了協助地方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地方智庫需要更加具有前瞻性和創造性,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舞臺”的背景、環境。此外,國際化的人才,也是參與國際智庫學術交流的關鍵,因此要重點加強國際化智庫人才培養,積極開展國際化學術交流和培訓互訪。

二、集中授課和拜訪智庫的具體情況

此次出訪培訓,內容豐富且重點突出,行程緊湊而組織有序,從多種視角深入淺出地展示了美國高端智庫的產生與發展、定位與運作、研究分析方法等關鍵內容。培訓過程注重交流互動,一方面開闊眼界、提高認識,了解了美國高端智庫管理的先進理念和鮮明特點;另一方面培養能力,拓展思路,學習了研究方法、分析工具、技術手段等方面的創新做法。所有出訪人員均表示收獲頗豐,甚至改變或加深了諸多以往對智庫的認知。

集中授課的地點主要安排在喬治梅森大學的政策與政府學院(George Mason University’s 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圍繞培訓主題集中安排了13場講座,Mark J.Rozell、Ellen Laipson、Alan Gropman、Trevor Thrall、Steve Glazerman、Lee Fritschler等11位資深教授和智庫高管為我們進行了授課。

(一)集中授課的基本內容

喬治梅森大學政策與政府學院非常重視這次培訓,根據我們的培訓主題,精心安排教授課程和內容,聘請來自喬治梅森大學的資深教授和布魯金斯學會、斯廷森中心、數學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庫的高管或資深研究人員為我們進行授課,每堂授課都預留互動答疑時間,學院院長為我們親自講授培訓的第一講和最后一講。培訓結束之后,學院請我們對培訓過程和講授人授課質量、內容進行評價,并填寫評價與征求意見卡,以便他們改進完善今后的培訓項目。

我們感受到,每一位授課人對授課內容都進行了精心準備,并且編寫制作了授課提綱和PPT,都希望在規定的時間內盡可能講授更多的智庫知識。在講授關于美國智庫的背景環境、組織管理、研究方法分析方法等內容時,授課人也難免會加入自己的觀點,這些直觀的內容更有助于我們了解美國智庫真實的一面。我們把授課的重點內容匯總歸類如下:

1.美國智庫研究分析方法的應用與創新

美國智庫的誕生和發展是以科學的方法為背景,尤其是從當前的發展趨勢看,對決策服務的要求日益提高,這就促使研究機構不得不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過去的系統論、信息論、耗散結構論等方法正逐步升級到系統分析、預測技術、調查方法以及定性和定量分析法等。國外優秀的智庫非常重視研究方法的不斷改進和創新。

Trevor Thrall教授為我們講授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是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劃分。Thrall教授以美國著名的蘭德公司為例,講述了美國智庫在研究分析方法方面的創新。該公司從創立之日起就不斷地發展研究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預測技術,如“啟發式規劃”“系統分析”“成本效用分析”及“線性和非線性規劃”等。

Steve Glazerman教授除介紹常規的研究分析方法之外,重點介紹了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簡稱RCT),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方法是一種評估新方案時的科學實驗,最早應用在醫學領域。參加試驗的人被隨機分配到應用新方案的組或應用標準方案的組作為對照。這種隨機選擇可以使誤差接近最小化,不同的比較組允許研究人員確定與未應用任何方案的組對比各種效果,而其他變量保持恒定。在醫學領域,RCT通常被認為是進行臨床試驗的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后來隨機對照試驗研究方法擴展到了其他學科領域,最近在社會科學領域也應用了隨機對照試驗,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使用隨機對照試驗是一個有創新而又有爭議的嘗試。但是,一些具有醫學背景的學者認為,許多社會科學學科的現有研究缺乏嚴謹性,應該通過更多地使用隨機對照試驗來加以改進。

2.美國智庫互聯網技術的應用與數據庫建設

美國智庫都會利用媒體和網絡平臺提升自身影響力。通過授課時展示的美國智庫網站和我們平時的瀏覽所見,無一例外地表明,美國智庫網站制作的專業性、更新的及時性、信息的準確性和數據的透明性等都是極為專業和出色的。通過網絡傳播研究成果是美國智庫宣傳其研究成果和觀點的重要手段。曾經有美國的學者評價我們的智庫網站是黑洞,意思是說網站上沒有什么有價值的信息。更新慢、信息少、界面差是我們智庫網站的普遍狀態,在這方面與美國智庫相比確實有一定差距。

美國智庫對數據庫的建設也極為重視。Ellen Laipson教授指出,美國智庫有很多數據庫用于數據收集和積累。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數據獲取能力不斷提高,產生了海量、多樣化的科學數據。政策研究離不開量化分析,只有及時、準確、有效的一手數據才能滿足研究需求,才能得出客觀真實的結論。大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給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深刻影響。大數據可以提供經濟社會監測、分析、預測等數據分析服務。Cheryl Ramp先生認為,大數據研究方法的應用不是個人可以操作的,需要一個分析團隊來完成。

3.美國智庫管理運行與發展的特點

獨立性、非營利性、特色化、現實性和簡潔性是美國智庫主要特點。其中,獨立性是本質特征。在授課過程中,每位授課人都會標榜美國智庫的獨立性,它包括思想的獨立、資金的獨立和政治的獨立。為保證智庫專家研究的獨立性,美國智庫在機構設置上以政策研究為核心。資金的獨立是指智庫的研究不受到資金來源的影響,每家智庫在接受資金捐贈時都力圖保證自己的研究過程和結論不受資金來源的影響并努力使資金來源多元化。政治的獨立是指美國智庫標榜獨立于政黨政治之外,研究過程遵循客觀、獨立。雖然某些智庫的研究帶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性,但大多數美國智庫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黨派和意識形態的影響。

Alan Gropman教授指出,智庫是想法的創造者,他們都標榜自己是沒有偏見的政策分析師。但是他們并不是真的沒有意識形態,也不是沒有信念,所以他們不可能沒有偏見。比如:美國傳統基金會就是倡導保守主義的智庫,卡內基基金會倡導國際主義和自由貿易,卡托研究所倡導自由意志。Alan Gropman教授認為,華盛頓智庫最為集中原因,一是華盛頓最靠近權利中心,可以輕松地安排會議和交付工作成果;二是重要媒體在華盛頓都設有辦事處;三是幾乎所有的游說組織也都聚集在此。集中在華盛頓的智庫接近400家,他認為這并不是一個好現象。美國智庫為總統和政府部門提供相關的人才,政府的許多高級官員來自智庫。比如:奧巴馬政府聘用了美國安全中心等多家中的10位研究員。從人員規模上看,蘭德公司有600多位研究人員,而布魯金斯只有50位核心研究人員。他認為,智庫可以分為三大類,即:沒有學生的大學(學術型)、合同/咨詢類、宣傳類。如果宣傳方面投入得越多,那么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就會越少。

4.美國智庫和中國智庫的主要區別

每堂授課都包含對美國智庫不同角度的介紹,我們感受到,美國智庫的繁榮與發展深深根植于美國的文化土壤,美國的多元文化特點也造就了美國智庫的多樣化。美國智庫的發展相對已經比較成熟。中美智庫不同是顯而易見的,美國智庫的很多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孫韻教授指出,中美智庫的主要區別:一是機構性質不同,中國是以官辦智庫為主,而美國智庫多為非官辦機構,多屬于非盈利機構。二是服務對象不同,美國智庫的服務對象是政府和公眾,服務政府和教育公眾,而中國智庫的服務對象主要是政府。三是資金規模不同,美國智庫人員整體上屬于中高收入的職業,高級研究員、項目主管級別的收入大多都在12萬美元以上,甚至更高。美國智庫的經費比較充裕,中國除了少數幾家智庫(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年均預算能在10億元左右)以外,其他智庫規模均相對較小,全職人員多數不超過100人,年均預算一般都只有數百萬至上千萬元人民幣不等。

美國智庫的崛起,伴隨著智庫與政府、與媒體、與社會關系的磨合,以及智庫內部運行機制(包括籌款、人員管理、項目運營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場體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國智庫確實還處在發展階段。與決策部門溝通共處的渠道和方法單一且效果有限,一些中國民間智庫的生存問題還較為嚴重,很多智庫的激勵制度還沒有建立,一些智庫在中國整個社會的運營體系中還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

5.美國大學和智庫的差異

我們一般認為,智庫與學術機構是存在差異性的,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有著不同的規范和規律。如果以政策與市場關聯度來衡量,智庫與學術機構的區別差異也會變得明顯。學者一般離經濟市場、政府政策都較遠,相反,智庫則必須離經濟市場與政策政治都較近。美國智庫需要大量的社會捐贈,雖然智庫未必都為捐贈者直接服務,但智庫研究的方向、理念卻通常與捐贈者密切相關。智庫的優劣與捐贈額度有極強的正相關性。

孫韻教授認為,學術與政策的差別,分工比較明確,學術注重過程,政策注重結論。大學的教授是終身教授制,而智庫的研究人員是合同制。

Molly Reynolds教授認為,學術與政策的不同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研究問題不同。例如,布魯金斯擁有共同的研究興趣,在2016年布魯金斯戰略計劃中,研究所共有目標管理,擁有同樣的方向,五個大的研究領域。二是資金來源結構不同。大學撥款占多數,智庫捐款占多數,雖然受到研究興趣領域影響,但是保證結果是真實的,還有非限制性捐款,研究重要但很少有人關注的領域,具體領域受捐款人影響。三是相關性不同。社會科學領域越來越專業,比如:國會財務政策制定,他們會收集大量數據,和大眾相關性較低,讓程序變得更加有效。

Trevor Thrall教授認為,大學工作節奏慢,智庫工作節奏快。智庫成果要易于傳播,并產生影響力。符合條件的捐款可以免除稅額。大學規模大,允許失敗。智庫規模相對較小,智庫成果要有及時性、可預見性。比如,對于恐怖主義的研究,大學出發點在于恐怖主義來自于哪里,為什么會產生恐怖主義;而智庫研究對象必須非常細,出發點在于這是什么,下一步我們要怎么做。

Mark J.Rozell教授認為,大學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不是很準確的建議,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學術研究的成果需要重新包裝,使成果的語言更簡潔易懂,就是說讓政策研究成果的受眾(政府官員和公眾)更容易讀懂。政策研究更具有及時性。

6.美國智庫資金來源、使用和管理

綜合授課中的講授內容,美國智庫經費來源主要有四個方面:基金會、企業財團的資助、私人捐贈和政府購買服務的撥款。Ellen Laipson教授指出,在美國智庫繳納會費的個人,可能有上萬人或幾十萬人。此外,還有一部分智庫的資金是來源于政府委托承擔的項目資助或者來自國外機構的捐款。

從資金的使用上看,智庫的資金主要用于維持正常運轉,日常的研究、會議、出版、網絡管理等科研、管理和科輔工作。智庫的研究目的與資助人捐款目的表面上沒有直接的必然聯系。這直接關系到智庫是否能夠保持“獨立”研究、守法運作的問題,也關系到智庫在公眾中的形象。如果有直接聯系,也只能暗箱操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智庫每年獲得的資助有很多,哪一筆經費用于哪一個專項研究并沒有具體規定。一般來講,承擔哪些研究課題項目,由智庫內部討論,董事會通過后決定,根據課題所需經費進行劃撥。哪一個項目使用了哪個資助人或哪個財團的資助經費,沒有明確的指向。原則上說,智庫經費使用時是獨立的,在財務使用和管理上不受資助人支配。但是,CherylRamp先生指出,資金的捐贈者都會具有一定傾向性。政府也會提供資金,捐贈給政見相符的機構或項目。企業家捐助給感興趣的課題。資金不問出處,但最難的是確定研究內容對社會的影響。

從資金的管理上看。智庫的規模大小,取決于它的財力大小,其中主要看它擁有的凈資產有多少,這是衡量一個智庫能否維持運作的重要指標,也能反映出智庫募集資金的能力和經濟實力以及他們的研究成果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從資金管理上看,大多數智庫的財務都保持著健康良好的狀態,年收入和支出基本保持在平衡狀態。Trevor Thrall教授指出,不論智庫占有資金多少,他們在使用上的分布大體相同,在財務管理上,他們資金數量的多少主要反映在年度報告里面。智庫將這些賬目向美國國稅局報送,接受財務年檢。

7.美國智庫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

智庫的評價體系包含對機構的評價和對學者的評價。從多個授課的內容來看,影響力指標都是必不可少的指標,影響力指標包含網站點擊量,媒體關注度,建議被采用的情況,對政黨、候選人或者過渡團隊提供咨詢的情況,獎勵以及出版物被引用的情況等。除此之外還需要包含專家層次、資金來源、影響決策者的渠道各類活動量、出版物發行量等其他指標。

Molly Reynolds教授認為,智庫評價應當先評價智庫的研究人員,而不是先評價這個智庫。評價智庫的研究人員可以從資質、背景、經驗、教育程度、語言資格、學術聲譽和成果評價方式等方面進行評價。他還認為智庫中學者的立場不一定和該機構保持一致,嚴謹的學者一定會按照他們的研究結果來抗爭,并且堅持和闡述自己的觀點。

Trevor Thrall教授認為,智庫的評價需要包含六個方面:一是吸引媒體、政府以及通過創造聯合政府關注社會重要問題解決的程度;二是通過研究活動、報告、公共聽證和項目研究形成政治概念;三是以合同為基礎,通過咨詢、顧問和分析參與政策;四是為有效完成研究任務擁有的財政和人才資源;五是作為顧問參與公共事件和會議在電視、新聞發布會和網絡發布會的次數;六是建議被政府采用的情況。對于學者的評價,需要包含工作量、曝光程度、轉載等方面。Mark J.Rozell教授認為智庫影響力指標應包含引用次數、社交媒體的關注度、其他網站的引用次數、網頁的訪問量、資金數量等。

8.互動交流的基本情況

除上述授課內容外,我們結合這些內容,就我們關心的重點問題進行了提問和咨詢。通過互動交流,對重點問題的了解進一步加深,學習效果也得到進一步加強。這些問題主要集中于對美國智庫要素實際運作的深入了解,美國智庫對決策咨詢的影響機制,智庫項目的實施情況,美國智庫的中國視野和對中國智庫發展的建議,以及有關美國當前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活的現狀問題等方面。這些問題既有宏觀也有微觀,既有針對性也有拓展性。盡管有些問題并不能給出全面的解答,但交流中收獲頗豐,課堂氣氛活躍且融洽。

交流問題主要包括:美國智庫采用的具體有效的研究方法。美國智庫資金的捐贈方存在傾向性,智庫也需要盈利,在這種前提下需要確保管理者與捐贈者分開,管理者要及時介入,確保智庫的公平、公正。為智庫捐款的目的包括:出于對“民主”文化的保護、出于提高自身地位等私心、出于改變現有政策的目的,這種捐贈者多樣化的動機正體現了美國社會的多樣化。美國智庫的數量不會減少,很多情況下政府在利用智庫,比如非官方的外交。智庫的透明度越來越高,可以宣傳自己的見解,但是不能進行立法游說。智庫資金的使用非常嚴格,有一整套規則的約束,美國智庫的法治監管比較完備。

(二)拜訪智庫的基本情況

此次所拜訪的智庫和政府機構有著突出的社會地位、廣泛的國際影響和重要的代表性,在智庫背景、研究方向和管理運行機制上有著各自鮮明的特點,代表了當前美國智庫發展的整體狀況。在美中培訓中心的聯系安排下,接待我們的人員既有智庫管理者,也有智庫專家,其中不乏美國智庫名流和前政府官員。美國智庫具有明顯差異化的研究方向和定位明確的服務對象,從社區到政府部門、從普通受眾到政府高官、從公益機構到企業集團,涵蓋了美國社會的絕大部分領域。雖然美國智庫普遍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和非營利性,但從其運作方式、關注領域和發揮作用的實際情況看,依然凸顯了研究的傾向性和發展的目標性。

此次培訓中拜訪的智庫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阿斯彭學會(Aspen Institute)、華盛頓經濟研究所(Washington DC Economic Partnership)、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EarthInstituteatColumbia University)、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紐約大學國際合作中心(Center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NYU)、文化資產協會(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Equity)等。

三、美國智庫及其研究方法的特點

通過專家授課、公務拜訪、雙向交流及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我們認為美國智庫及其研究方法主要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美國智庫數量和質量全球領先,且種類繁多、定位明確

美國可以說是現代智庫的發源地,智庫數量名列全球第一,智庫發展水平也占據領先地位,聚集了很多國際頂級知名智庫。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TTCSP)研究編寫的《全球智庫報告2016》,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擁有智庫數量最多的國家,達到1835家,超過全球智庫總數的1/4,其中僅華盛頓特區的智庫數量就有397家。智庫數量排在第2和第3位的分別是中國和英國,分別為435家和288家,與美國的智庫數量相距甚遠。在全球智庫排名中,美國有6家智庫入選全球十大智庫,分別是排在第1位的布魯金斯學會、第4位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第5位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第7位的蘭德公司、第8位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和第10位的外交關系委員會。另外,卡托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分別排在第11和第12位,可見其智庫的強大實力。

美國智庫種類繁多,劃分標準也多種多樣。根據智庫的起源,可以分為:①由政府出資籌建的智庫,如國會研究部、和平研究所;②由大資本家或大財團以及基金會出資建立的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③由民間各個有共同“志向”的團體或個人共同出資組建的智庫,如傳統基金會;④為紀念某位已故者而建立起來的智庫,如卡特中心、尼克松研究所。根據智庫的隸屬關系,可以分為:①官方智庫,專門為政府提供咨詢服務的下屬機構,這種類型的智庫在美國相對邊緣化,著名智庫很少是官方的;②民間智庫,美國這類智庫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具備壓倒性優勢,如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③大學依附型智庫,如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哈佛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動態研究所、加利福尼亞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根據智庫的傾向性,可以分為:①自由派智庫,強調社會福利,提倡政府干預社會和經濟事務,強調政府的功能;在對外政策方面傾向于國際主義、多邊主義,支持溫和、寬容的對外政策,主張裁軍和軍備控制、接觸談判和國際合作,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經濟政策研究所;②保守派智庫,贊成市場經濟,反對政府管制經濟,主張削減政府開支,反對民權立法;在對外政策方面傾向于單邊主義,支持強硬的對外政策,主張軍備優勢,強調美國第一,如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胡佛研究所;③中間派智庫,介于兩者之間,如布魯金斯學會、對外關系委員會。

智庫的研究要建立在學術的基礎上,但智庫的目標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政策設計和建議。因此,美國智庫的目標定位就是通過研究成果來影響政府決策和公共政策。布魯金斯學會的價值觀是“獨立性、高質量和影響力”,這個闡釋現在被看作是美國智庫共同的使命和定位,同時也說明了智庫的根基所在。其他著名智庫也都對自身的戰略定位進行了清晰且各具特色的描述。例如,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宗旨是“把政府官員、企業家、記者、教師、學生、社團和宗教領導人組織起來,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世界以及美國和其他國家面臨的外交政策選擇”;蘭德公司的宗旨是“通過研究與分析幫助完善政策和決策”;傳統基金會作為美國保守主義的主要政策研究機構,主張小政府、捍衛個人自由、捍衛傳統美國價值,主張美國需要強大的國防實力。

(二)美國智庫對國家外交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影響巨大

美國智庫綜合實力雄厚,經常以精準全面的分析研判、與政界廣泛深入的聯系和在社會公眾中的強大影響力左右著美國的重大決策,以至常常被稱為“影子內閣”“美國政府的外腦”和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之后的“第五權力”。二戰以來,美國歷任總統提出的各種戰略和政策,其原創差不多都來自美國智庫。自卡特總統以來,幾乎每位總統都依賴于相對固定的智庫制定其外交政策。一項研究量化分析了美國智庫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力,發現對國會眾議員影響力達到28%,對參議員達到31%,對行政官員達到31%,對所有決策者的影響力均值達到30%,智庫有時會成為幕后推動雙邊關系的“助推器”。

美國第一個私營研究機構——布魯金斯學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它先后建議美國政府參加兩次世界大戰。肯尼迪政府時期,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人員參加了制定“新邊疆”構想的各種特別工作小組,為肯尼迪政府從空間研究計劃到制定經濟政策提供意見;約翰遜政府時期,協助政府擬訂“偉大社會”的方案;卡特政府時期,參與了南朝鮮撤軍、中東政策等問題的研究并提出建議。成立于1921年的外交關系委員會、成立于1948年的蘭德公司、成立于1962年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成立于1973年的傳統基金會等老牌智庫也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

除老牌智庫以外,一些新生智庫也快速獲得影響力。成立于2003年的美國進步中心作為美國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的政策機構,對奧巴馬政府的影響極大。美國進步中心發表的多份戰略性研究報告和對策建議,都得到奧巴馬政府的采納,許多甚至被照單全收。美國進步中心2007年發布的《進步性增長:通過清潔能源、革新與機遇扭轉美國經濟》《重建美國的軍事力量:朝著一種新的改良型國防戰略邁進》以及2008年發布的《2009年核態勢研究報告》的建議,為奧巴馬政府調整美國的氣候變化政策、軍事政策等提供了比較完整的思路。

(三)美國智庫功能多樣,研究議題廣泛,在特定領域各具優勢

美國智庫的功能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化的,其功能大體包括:一是為政府和決策提供新的見解、思路和建議,針對各種復雜的內政外交問題,為政府提出可供選擇的具體解決方案,并對可能出現的新矛盾與問題,以及發展趨勢加以預測;二是影響與導引公眾,通過幫助公眾對政府決策加深了解,爭取輿論支持,通過媒體宣傳、解讀、引導,為政策實施擴大社會基礎;三是專門性對策分析、建議,主要針對政府、企業或其他社會組織、團體,以及特定項目、計劃、產品等發展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或可供選擇的具體方案;四是吸引和儲備人才,專家、學者通過智庫研究會對決策過程及其實施有更好的了解,能對實際問題的解決積累經驗,成為培養和儲備人才的孵化器。

美國智庫研究議題廣泛,除了傳統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議題,如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也都被列為重點研究對象。大型智庫越來越具有綜合集成能力,研究領域呈現寬視野、全方位、跨學科、體系化。例如,蘭德公司堅持綜合性的發展路線,研究領域已經擴展到教育、健康、法律、科技、企業分析等多個領域,每年約有700到800個項目在同時進行。伴隨著世界經濟政治領域問題的不斷增多,美國智庫研究的問題呈現出綜合性、全面性的趨勢,重點關注的問題包括全球金融危機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氣候變暖與環境能源安全、國際反恐形勢、公共安全與食品安全、網絡與信息安全、中東問題、南亞與印度洋問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崛起等。當然,盡管美國智庫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寬泛,但始終將有關本國核心利益的課題作為最重要的研究內容,并對若干重點領域進行長期跟蹤研究,以期形成特定領域的智庫品牌,保持領先優勢。比如蘭德公司的研究特色體現在與軍方需求相關的國際戰略問題研究上;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多年來一直專注于“世界各國實力評估”項目。

從美國智庫研究的發展趨勢看,呈現出向綜合學科和交叉學科領域發展的趨勢,原來的一些專業智庫開始向多學科領域發展。比如布魯金斯學會過去主要側重于國際關系和外交問題研究,現在也聘請銀行高管進行國際金融領域研究;美國企業研究所過去重點研究國內問題,很少關注國外問題,現在也有意開拓國際問題領域。另一方面,美國也有一些新興智庫朝著更加專業化方向發展,不追求綜合多領域的研究,而是針對某一問題開展綜合性咨詢研究。例如,成立時間相對較短的美國進步中心,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已經形成了獨特的決策咨詢優勢。

(四)美國智庫善于運用多種方式影響公共政策和輿論

作為美國政府的軍師、幕僚,美國智庫以多種方式影響公共政策和輿論。除了眾所周知的“旋轉門”機制外,還通過出版物、聽證會、新媒體等方式提升影響力。

美國特有的“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智庫實現影響力的重要方式。隨著智庫對美國戰略思想和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智庫內知名專家越來越多的人應邀進入政府擔任要職;同時,越來越多的下野官員回到智庫繼續從事研究。

他們當中擔任過國務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喬治·舒爾茨、詹姆斯·貝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擔任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有亨利·基辛格、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康多莉扎·賴斯等。至于擔任其他部長、副部長、助理部長、局長職務的專家學者,則不勝枚舉。

通過出版書籍、刊物和提交各種政策報告影響政府決策,是美國智庫最為傳統的影響渠道。智庫首先依靠專家的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張,再通過出版物、報告、研討會等方式,力圖使這些主張獲得公眾的支持和決策者的認同。智庫大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外交》、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布魯金斯學會的《布魯金斯評論》、傳統基金會的《政策評論》、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國家利益中心的《國家利益》等。布魯金斯學會每年都會出版兩本寫給總統的對策建議,每篇文章的篇幅很短,而且內容是公開的。

通過出席國會聽證會,美國智庫專家可以直接輸出思想,影響立法部門。在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下,國會每年會舉行大量的聽證會,成為美國各利益集團、政府部門和公眾、媒體等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的場所。由于美國智庫的專家學者被視為公共政策問題的權威,經常受邀出席國會聽證會,長期活躍在公共政策的辯論中。每年針對不同的話題和事件,美國國會要舉行各種各樣的聽證會,這就給美國智庫的專家學者提供了大量闡述自己的看法和觀點、提供政策建議的機會。智庫專家發表的著作文章也常被引為支持某一立場觀點的論據。比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博格斯滕,是人民幣匯率低估論的堅定支持者,經常在報刊發表文章,要求美國政府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

通過增加社會參與度和媒體曝光率,美國智庫能夠引導輿論和社會思潮。美國智庫十分重視與媒體的合作,非常重視同記者建立聯系,借助媒體發聲,討論公眾議題,表達政治主張。例如,布魯金斯學會每年在各地舉辦100多場研討會,傳統基金會則專門設立了兩個無線電演播室并開設專門的政治談話節目在電視臺播出。隨著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和臉譜(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各種新媒體的出現,網絡和新媒體成為美國智庫宣傳推介自己的新平臺,很多研討會等活動都在網上同步直播,或將其研討活動的視頻、講話等直接發布到網絡,以擴大社會影響。

(五)美國智庫通過開展第二軌道對話來推動公共外交

二軌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軌道”與純民間交流“第三軌道”之間的一種特殊渠道。美國智庫憑借與官方決策的特殊關系以及自身非官方的身份,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獨特而又重要的“二軌”外交作用,成為開展國際交流的一個平臺,在雙邊和多邊外交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特別是,當美國與其他國家外交關系遇到嚴重困難或面臨特別棘手的外交事務和敏感問題時,官方即“一軌對話”常常會陷入停滯或難有作為,這時“二軌對話”就有了用武之地。美國一些智庫在這方面非常活躍,并有著豐富的經驗。例如,東西方研究所就是一個側重于行動的智庫,他們認為外交的關鍵不是試圖說服對方而是要理解對方,因此要善于把大家聚集到一起進行和平協商。這個智庫的工作理念是善于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問題,要側重于預測明天、建立信任、解決未來的問題。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在和平協商和避免沖突爭端方面的工作相當出色,該智庫不僅成為連接聯合國成員之間的媒介,使一國官員與另一國官員能夠集合在一起進行交流討論,而且成為溝通聯合國政策決策者和學者之間的橋梁,經常推薦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到聯合國授課,從而促進聯合國內部分歧的解決,還為聯合國提供關于和平政策的建議。

(六)美國智庫注重樹立和維護自己的權威性、標榜中立性

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基本上都是民間智庫,這些智庫之所以能得到全球范圍的認可,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它們對自身權威性、中立性的宣傳、維護。這些智庫標榜機構獨立、財政獨立、研究獨立、運營獨立,不受資金來源所左右,不被政治走向所影響,致力于以第三方的身份評判政府政策的成敗得失,對某些特定問題做出最為客觀、科學的分析并找出最能處理好這些問題的有效方法。我們拜訪的皮尤研究中心,更是將自己稱作“事實庫”(facttank)而不是“智庫”,因為他們只做客觀中立的研究,而不提政策建議。我們拜訪的卡托研究所,從不跟其他研究機構共同主辦活動或者進行課題研究,以維護自己的品牌和權威。

我們拜訪的阿斯彭研究所,明確強調自身是一個中立、客觀的無黨派性質的智庫,它不形成自己的觀點見解,主要是觀察、聽取私人部門、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提出的觀點和建議,并組織召集專家進行交流,嘗試將不同觀點和有各種傾向見解的專家結合在一起分享交流信息,在此基礎上形成專家小組的意見。即使是明確宣稱自己保守主義傾向的傳統基金會,也強調其研究過程的客觀和中立,只是在政策選擇中偏向美國傳統的價值觀——有效政府、自由市場、強大的軍事等。舉個例子,傳統基金會的學者通過客觀中立的研究得出結論:美國應該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但他們在給出政策建議的時候不會要求政府去加大基礎設施投資,而是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實現私人投資的增加。

美國智庫成立之初的宗旨就在于增加思想市場的多樣性。當然,也有人質疑美國智庫標榜的“獨立性”“無黨派性”“非營利性”,指出美國一些頂級智庫與利益集團關系曖昧,智庫的一些研究結論可能“恰好”同一些大公司的主張“契合”,因此美國智庫的學術屬性難言中立。例如,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研究就被要求與主要捐款人的思想保持一致,需要捐款人同意他們的課題研究提案。但是,無論如何,美國智庫強調獨立性、中立性原則的積極意義和為之付出的努力還是值得我們重視和稱道的。

(七)美國智庫具有強大的籌款能力和完善的資金管理制度

強大的資金籌措能力、充足的運行和研究經費是美國智庫不斷發展壯大的基石,而資金來源的多元化是智庫能夠保持其獨立性和中立性的關鍵。美國民間智庫中,基金會、企業和個人捐款占智庫運營經費的比重很大。例如,近年來布魯金斯學會來自基金會、企業和個人捐贈占年度預算收入(1億美元左右)的65%左右(有的年份甚至高達85%),而來自政府部門的資金只占3%到4%。傳統基金會則沒有任何政府資助,所有的運行經費全部來源于私人捐款,它擁有50多萬名個人捐助者(捐助額度從25美元到200多萬美元不等)。

美國一些基金會、企業和個人之所以樂于給智庫捐款,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政府對于向非營利性智庫捐助的資金在稅收上給予減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基金會、企業和個人認識到,智庫通常是在一個或多個領域中的權威性機構,智庫的研究成果也多面向社會發布,因此希望通過對智庫的捐助來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營造有利于自己的輿論環境。政府資金方面,美國政府對智庫的支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專門設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每年有十幾億美元的資金專門用于資助各種智庫;二是對智庫實行稅收減免方面的扶持。另外,美國一些著名智庫也可能得到國外的資助。例如,布魯金斯學會的東亞政策研究中心從東亞國家包括日本和韓國得到大量資助。

(八)美國智庫大多運用企業化理念來開展運營管理

美國大型智庫的建設和運行大多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企業化管理,建立董事會或者理事會,許多智庫也設有顧問委員會。董事會或者理事會的人數一般根據智庫的規模大小而定,主要由企業或者資深學界代表、前議會或者政府官員組成,有時也會有其他智庫的研究人員。董事會或者理事會是智庫的最高決策機構,負責任命智庫負責人、確定智庫的發展框架和研究計劃、拓展智庫的影響力以及保持智庫的獨立性。智庫的日常管理運行由智庫負責人(總裁等)負責,負責人在研究主管等人的協助下開展工作,如制定工作日程、貫徹行動綱領以及任命新雇員。

美國智庫多采用扁平化的組織結構,一般分為研究部門和行政管理部門兩部分。行政管理部門基本包括人力資源部門、財務部門、外事宣傳部門等。研究部門多以研究領域或研究主題(常稱為“項目組”)為研究組織單元。研究的組織方式,一是常設的研究部、研究中心;二是根據項目需求設立的課題組。通常研究部和研究中心為常設單元,課題組則是因某些臨時性的任務而成立,課題結束后自動解散。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在總裁之下,學會由行政管理和學術研究兩大機構組成,其中行政管理機構包括財務部、運營部、聯絡部、發展部和出版部5個部門,學術研究機構包括外交政策、全球經濟與發展、經濟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等5個研究部門。

美國智庫一般都規模不大,除蘭德公司外,一般常駐研究人員的規模都在300人以下,大部分都不到100人。美國智庫的人員配置多種多樣,成員身份較為復雜。研究人員一般稱為學者、資深研究員、分析師等。研究人員中,有全職研究員和兼職研究人員。其中,兼職研究人員或者是聘請的大學兼職人員,或者是輔助研究員,或者是訪問研究員。智庫研究人員中,多學科交叉保證了其應對復雜問題的需要。一般來說,研究人員都是某學科公認的專家,或者在行政管理、法律事務等實踐領域有著非常豐富的經驗。

美國智庫大多建立了研究成果的內外部評審機制。為保證研究的高品質,美國智庫會通過制定質量標準對研究成果進行評審。實踐中,大多數智庫通過組織學術顧問委員會的形式對智庫成果的質量進行評審與監督。其中,蘭德公司以其嚴格的“內部評審制”而著名。蘭德公司制定了一套稱為《高質量研究與分析的標準》的內部質量標準,其中除了常規標準以外,蘭德公司還制定了反映其戰略研究抱負、體現其戰略研究遺產的杰出研究標準,蘭德公司將這些高質量標準作為確定“蘭德型”戰略研究的必備標志。

(九)美國智庫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人才是決定智庫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美國智庫也在多年的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管理機制。

一是人才的招募。美國智庫采用公開招募的方式選拔研究人員,主要渠道有:招聘名牌大學畢業的畢業生,包括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聘請大學和企業的專家;聘請其他智庫的專家;吸收政府卸任官員。多渠道的人才招募機制為智庫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資源,保證了智庫研究的質量。一般智庫都會在聘用知名學者或卸任政府官員為常駐研究人員外,大量以合同的形式聘用項目臨時研究人員,項目結束后這些研究人員自動流出。

二是人才的培訓。美國智庫非常重視研究人員的培訓,主要措施有:①內部培訓,美國的大型智庫都有自己的研究院,專門培養政策分析和研究方面的人才;②外部實習,即智庫為年輕人提供實習項目,讓他們到政府、企業、大學等部門進行實際鍛煉;③訪問研究,派研究人員到國內外其他智庫進行訪問研究;④讓研究人員定期與政府部門的政策負責人和政策規劃小組進行接觸,以了解決策的實際過程。

三是人才的使用。美國智庫的人員主要包括行政領導人、研究專家、助理研究員、資料員、行政秘書以及服務人員等。美國智庫十分重視人員配置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以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一方面,強調研究人員和非研究人員的合理配置。例如,蘭德公司現有1700名員工,其中約800名為專業研究人員,蘭德公司認為“兩個研究員不如一個研究員加一個秘書的效率高”;布魯金斯學會專職研究員與輔助人員(秘書和研究助手等)的配置比例是1:2。另一方面,對于研究專家的使用,智庫采取多學科交叉的矩陣研究機制,即在運作研究課題時,從按學科劃分的各小組中抽調研究人員組成課題的研究隊伍,進行跨學科綜合性研究,從而形成一個矩陣結構。

四是人才的評價與激勵。首先,美國智庫都有一套嚴格的評價體系和晉升制度。智庫根據考核結果決定研究人員的晉升、續聘或解聘。例如,斯坦福國際咨詢研究所1973年制定的評價系統包括專業成績、提升、委托關系、計劃領導和系統管理等5個方面的功能項目,每個項目分6個等級,至今仍在延用。其次,美國智庫有健全的激勵機制。智庫激勵研究人員的方式主要有:通過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待遇,給予研究人員物質方面的激勵;對考核優秀的研究人員進行晉升激勵以及幫助研究人員提高學術素養和學術聲望進行知識激勵等。

(十)美國智庫注重運用綜合性、創新性的研究方法

美國智庫強調基于嚴謹的學術研究得出科學可信的結論,重視科學研究方法的使用和開發。同時,應用多學科知識、多方面專家研究專業性問題,成為美國智庫研究的一大特點,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就是由多維戰略策劃取代了單維決策謀略,由群腦、智庫群的集思廣益取代了智囊人物個體智慧的研究,由現代研究方法取代了經驗型、推理式傳統思維方法,由謀求滲透性長期影響、超前性預案設計取代了簡單的短期對策分析和直接性效果評估。美國智庫對綜合性、創新性研究方法的運用,使其研究站在了全局發展與戰略思維的高度,其跨學科、多專業的特性也更為鮮明,這既增加了美國智庫研究成果的客觀性,也加強了其在更廣泛范圍的影響力。

美國智庫特別強調一個好的政策制定應當建立在好的證據基礎上,因此善于利用信息圖表、數據庫從事研究,舍得下大力氣針對重大問題進行長期跟蹤調查研究,著力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數據庫。美國智庫重視研究成果和研究數據的積累,重視構建領域數據庫、知識庫,建設領域知識的可視化平臺。對于一些具有世界各國通用性的研究課題,美國智庫認為應當建立和完善更為廣泛的包含世界各國情況的數據庫。例如,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認為各國都普遍關注母嬰教育、母嬰安全,因此正在嘗試建立這方面的數據關系網。

四、美國智庫的啟示

思想是最強大的力量,乃國之利器。美國智庫長期從事戰略性、綜合性的課題研究,在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引領社會思潮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致力于成為全球話語體系的引領者,在進言獻策的同時,通過向媒體兜售政策主張和思想觀點,影響全球輿論和他國政策。美國智庫之所以形成強大全球影響力,就在于尊重和適應了現代社會思想產品生產的規律,其智庫運行管理的先進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一)注重對智庫研究成果社會影響力的科學評價

根據當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整體狀況,遵循學術發展規律,緊密依靠業內專家制定評價標準,將學術成果的價值和水平客觀地體現出來,確保學術成果評價科學權威,要求評價主體對學術成果進行客觀評價,盡量避免將個人情感、領導意圖、輿論壓力等主觀因素帶入學術評價。第一,建立同行評議機制,克服專業知識的信息不對稱難題,解決智庫創新成果的科學性問題。第二,建立同臺辯論、會審的社會評審機制。讓不同智庫提出的多種政策主張在會議或媒體上展開辯論,使政府決策者和社會公眾更加全面地鑒別不同觀點和政策設計的優缺點。第三,建立智庫創新成果的激勵機制和淘汰機制。對智庫創新成果實行效果考核和評估,通過事實結果檢驗和評估咨詢方案的質量,對提供優秀咨詢方案的智庫給予經濟獎勵或者名譽獎勵,對提供劣質咨詢方案的智庫經新聞媒體公開示眾。第四,建立智庫咨詢績效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改變專家咨詢無責任風險的現象,以此避免專家咨詢的隨意性。

(二)注重智庫政策研究方法的創新

我省新型智庫實現社會功能的核心工作在于針對日益復雜的政策問題提出新的觀點、思路予以解釋并找到合適的方法研究解決方案。我們可以將此問題概括為智庫自身能力建設的范疇,既有的研究圍繞于此提出了大量的對策,大多考慮政府如何創設有利于智庫決策參與的環境,而缺乏對智庫自身研究能力的關注。國內外知名智庫對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視程度和開創性的工作,是其之所以成為國際知名的重要原因。我省新型智庫多元化的組織類型格局,可以為智庫研究成果的多樣性及其對智庫整體思想產品的獨立性提供較好的土壤,但是這種格局本身受其隸屬系統的局限,使得我省新型智庫在跨學科政策分析方法的融合方面缺少應有的發展。 

同時,由于缺乏政策分析“大數據”的時代意識,智庫研究方法的應用主要依賴于各類外部統計數據,缺少對專題數據的長期積累和開發。政策分析方法和信息支持的制約將限制我省新型智庫的整體水平提高,降低我省智庫政策思想觀點的質量和影響力,也使得我省智庫在國內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中缺乏對話基礎。基于此,如何加強我省新型智庫的政策分析方法和信息支持建設,為我省智庫發展提供方法論層面的支撐,是我省新型智庫能力建設研究中亟待加強的議題。

(三)建立完善的智庫研究成果宣傳推介機制

要增強智庫的影響力,就必須有一個完善的市場推銷策略。美國智庫為了獲得話語權,為了推廣自身的智慧和成果,更為了對公共政策產生作用,形成了從質量到實踐環節的推銷策略。這些策略包括:一是出版著作、期刊或提出研究報告。這是美國智庫影響政府施政綱領的一種傳統而重要的渠道。這種方式是以書面的直觀形式向政府展現他們的研究成果,為政府決策服務。美國各大智庫都會定期出版發行刊物,發表本智庫的最新研究成果,內容涉及國家內政外交等多領域,目的是在學術思潮和社會輿論等方面影響政府決策。此外,智庫通過研究報告、快報以及年度報告等形式向外界介紹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報告和快報以篇幅比較簡短的政策分析報告的形式,就當前一些重要政策問題和突發事件等發表本智庫研究人員的見解,通過相對快捷的方式發表出來,引導公眾輿論。

二是參與國會聽證會、組織各種會議和講座、邀請政府官員和著名學者發表演講。國會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各個智庫競相借助國會聽證會的平臺展現自己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有的智庫還設置專門部門與國會保持聯絡,它們通過提供咨詢服務和協助制定議案等途徑影響國會的決策。美國各大智庫還經常召開各種會議和研討會,通過邀請社會知名人士、政府官員、著名學者、民間代表,甚至外國領袖等不同領域的代表進行研討,可以及時了解政府政策走向和民眾意愿,確定研究方向和目標。同時也可借助這些代表把智庫的政策理念傳遞給政府決策者和社會大眾。

三是借助各種大眾傳媒,引導社會輿論。智庫的社會功能之一就是生產思想并引導社會思潮,進而影響政府的決策選擇。智庫借助電視、廣播、網絡和電影等多種傳播方式,就政府關注的問題和國內外重要事件發表評論,提出對策,提高公眾的關注度,以期達到宣傳主張、制造輿論和影響政府決策的效果。思想傾向上相近的智庫與媒體之間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媒體是傳播智庫政策主張的載體和推動者,智庫為媒體提供大量新穎的思想觀點和政策主張。因此,智庫要證明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并超越競爭對手,就必須重視對外傳播,注重媒體公關以及傳播策略。

四是承擔政府委托課題,向政府部門反映自己的政策主張。這是智庫與政府之間的一種傳統業務關系,同時也是一種合作關系。政府把相關課題和研究項目交給智庫來完成,希望發揮智庫的集體智慧,對某些現實性問題進行綜合研究,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和實施方案。專業對口或知名度高的智庫更容易獲得政府的委托課題。雖然智庫的研究項目來自政府委托,但其實際工作并不受政府控制。

從美國經驗來看,要完善我省智庫的成果推銷機制,首先需要運用先進、科學的研究方法,提高我省新型智庫成果的質量。其次,新型智庫要充分利用各種成果發表渠道,與媒體保持長久、和諧的良好關系,使其能夠密切關注智庫對社會重大問題的研究進度、政策建議對實際問題的解決程度。再次,構建完善我省新型智庫的網絡交流平臺,重視智庫成果的翻譯和出版,開辦外文網站。此外,我省智庫應積極參與國內外知名智庫平臺對話,增強其研究成果的國內國際影響力。

(四)加快打通智庫人才“旋轉門”

“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思想界、政界和商界之間一種通暢的人員轉換機制,治理美國的精英人士在智庫、政府、企業之間有規律的流動,研究人員、政界名流、商界大佬的角色可以不斷轉換,就好比走旋轉門一樣,使得思想庫的輿論影響力滲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具體來講,“旋轉門”機制的重要功能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于智庫來講,一是能夠提高智庫的質量和研究的可行性。智庫不同于普通學術機構,智庫中的戰略及政策研究不同于純學術研究,智庫中的研究人員也不能只是滿腹經綸,遠離現實生活、紙上談兵是大忌。在政府部門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的政界人士對政策制定過程有親身體驗,他們對政策制定的理解和感悟是單純的學者研究所無法取代的,他們進入智庫,可以提高智庫的質量和聲望,提高智庫研究的可行性和針對性,避免智庫落入純理論研究的窠臼。二是方便智庫項目獲取和成果推廣。進入智庫的這些離任高級官員具有人脈關系網絡較廣的優勢,既可以為智庫爭取更多的項目,又可以使智庫的研究成果有著更加通暢、更加高端的推銷渠道,及時地將智庫成果提供給決策者及相關人士,對政策制定發揮更大的影響。

(2)對于政府來講,一是可以培養未來精英。美國政府的人才任用機制相對靈活,許多年輕、雄心勃勃的學者和政治才俊會選擇先在智庫中積累知識、經驗與人脈關系,等待“出將入相”、一鳴驚人的時機,所以美國智庫又有未來政治明星“搖籃”之稱。二是吸納離任官員。美國智庫往往成為離任政府高級官員的去向選擇。一方面,離任官員能夠在智庫中繼續施展自己的才華,不至于荒廢自己,產生腦力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將在智庫的這段時間作為積累期和蟄伏期,隨時跟蹤專業領域內國際國內重大問題,一旦機會來臨,他們可以迅速把握時機,重新回到政策制定者的位置上。所以,“旋轉門”機制既能保證智庫人才的高端性,又能避免智庫陷入純理論研究的窠臼,并使智庫能夠離決策者最近、走到決策者身邊施加影響。

我省新型智庫建設也要打通“旋轉門”,建立自己的旋轉門制度,打開智庫與政府人員雙向交流的通道。政府部門應向智庫研究人員開放相關專業性崗位或臨時性崗位,通過公開選拔等方式選拔具有專業能力的人到領導崗位任職;鼓勵科研機構專家學者、企業研究人員、政府部門資深工作人員相互兼職;鼓勵青年研究人員到智庫從事專門研究工作,要讓智庫工作經歷成為研究人員從事其他工作的寶貴財富,從而帶動更多青年研究人員參與智庫研究工作,使“旋轉門”成為智庫戰略儲備和人才儲備的蓄水池。關鍵是要培育一批有國際影響的智庫人才,提高智庫開放程度,提升研究人員國際視野和研究水平。

(五)重視基礎研究對智庫建設的重要性

美國智庫之所以能夠真正起到智囊團的作用,那是因為美國擁有全面而扎實的基礎研究知識,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支持著美國智庫取得輝煌業績。那些看上去與政治關注相去甚遠的領域,如歷史、哲學、人類學等基礎研究領域所建立起來的龐大知識庫存,支撐了美國構建“大政府”的歷史進程,而從事基礎研究工作的專家也成為美國政府機構及各大智庫專業人才隊伍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可以想見,智庫取得的這些成功離不開系統地、大規模地利用人文社會科學家的專門知識。如果沒有扎實細致的基礎性研究和對現實的長期觀察跟蹤與調查研究,所謂的預測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智庫從學術界系統地汲取人文社會科學智力資源,在兩者間建立一種密切協作的關系,是美國智庫能夠勝出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國前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時任福特基金會主席的麥喬治·邦迪在1967年總結福特基金會贊助地區研究的工作時所說,“我們已經完成了一場革命:關于非洲、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研究,特別是關于俄國和中國的研究,已經成為美國學術體制中不可或缺的、內在的組成部分”。

反觀我省,在人文社科等基礎研究領域則與美國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不論從人員數量還是從研究質量上來講,都很難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日益增長的各類智庫也基本缺乏從事基礎研究的名家大家和研究成果做支撐。雖然早有學者指出,智庫主要功能是進行對策研究,必須超越基礎研究,尋求對現實問題的解決之道。這當然是正確的。但試問,如果連基礎研究都沒有或非常薄弱,又何來對它的超越呢?沒有扎實的基礎研究做支撐,對策研究又能有多少深度和可行性呢?因此,我省新型智庫要真正承擔起資政建言的作用,一個重要的前提是要充分重視和支持基礎研究,并加以合理利用。只有立足于扎實的基礎研究這一富礦之上,才能行穩致遠。

(六)以國際化視野布局全球研究

美國每一個智庫都發揮著其獨特的作用。不同智庫的研究領域雖然各有側重,但是他們研究的視野都相當開闊,并不局限于一國一地的范圍。美國智庫往往在創建之初就確立了主要研究方向,長期持續關注這一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在此過程中,智庫研究成果的原創性和自身影響力也不斷得到提升,進而發展成為該研究領域的權威機構。比如,史汀生中心就長期關注國際安全與和平問題。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個國家之間的依賴性也是越來越強,包括我們的思想、貨物、服務等等都是互相依賴的。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影響到全世界。大多數政府在想到政府決策的時候,都要考慮到在全球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比如金融危機的時候,要采取一些措施的話,要想到不僅僅對自己的企業會有什么樣的影響,還要考慮到對國家、對全世界有什么影響。要有國際性的視野,應考慮到一個國家的政策如何影響到其他國家,如何在全世界發揮作用。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智庫也需要有這樣一種國際化的視野。比如考慮到國際貿易,考慮到全球化,考慮安全問題的時候,不能只看本國的安全,而且要看到國際范圍內的安全,以及國際地緣政治的問題,智庫的確有這樣一個空間。因此,我省智庫要想提高智庫研究成果的質量,提升智庫的國內國際影響力,也為了找出更適合解決這些問題的、適合我省省情的解決方法,在目標設置上需要關注這些國際問題,與國際接軌,將智庫的視野擴展到國際上。

(七)建立我省新型智庫和政府的良性互動機制

智庫若要對社會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必須與公眾、社會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目前,我省新型智庫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官方智庫和高校智庫與政府是一種隸屬關系,從長遠看并沒有形成有效的互動機制。而我國新型智庫建設可以借鑒美國智庫的經驗,參考其智庫運作模式,建立新型智庫與政府、企業、大學之間的聯系,并不斷完善這種互動機制,為新型智庫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一是完善智庫成果購買使用機制。圍繞中心任務和重點工作,定期發布決策需求信息,通過項目招標、政府采購、直接委托、課題合作等方式,引導相關智庫開展政策研究、決策評估、政策解讀等工作。及時收購研究成果,智庫提供的戰略研究、咨詢報告、政策方案、規劃設計、調研數據、智庫內參等研究成果,應納入政府采購范圍和政府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實施按需購買、以事定費、公開擇優、合同管理,采用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等多種方式進行政府購買,同時鼓勵社會購買智庫成果。有效推進成果使用,結合成果情況及部門、行業和區域實際,通過制訂方案、形成文件、下發通知等方式,有序、有效推進成果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轉化,推進成果與公共事業、產業集群有效對接,實現智庫成果的落地轉化。切實加強智庫成果的知識產權創造、運用和管理,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二是完善智庫成果應用反饋機制。首先,做好成果使用方向智庫管理部門反饋。有關部門和單位委托智庫開展研究,購買、使用了智庫成果,應以書面形式將成果名稱、應用后產生的效果等通報智庫管理部門。其次,做好成果使用方向智庫反饋。智庫成果使用方應及時將成果應用情況反饋給智庫,讓智庫更加了解使用方需求,不斷提升服務的針對性。最后,做好智庫后續研究情況向使用方反饋。智庫在提交成果后,應適時將后續研究情況反饋給使用方,不斷強化成果供需對接,促進黨委政府決策、社會實踐需求與智庫成果之間的良性互動。

(八)人盡其才,為新型智庫建設注入強勁動力

我省新型智庫建設,不能僅僅走傳統的人才引進老路,必須拓寬視野,整合國內外所有智力資源為我所用;在人才的培養上,要學習美國智庫人才結構的多元性和寬嚴并濟的培養思路,組建年齡、學科背景、工作背景多元的人才隊伍,充分發揮各類智庫人才的積極性。

新型智庫建設,要摒棄傳統的追求人才所有權的管理理念,樹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型人才觀,打造“小機構,大網絡”的人才資源庫。堅持“虛實結合”的發展,除了在有限的財政編制下引進高素質的專職研究人員外,還要在國內外聘請一批研究人員,這些研究人員的編制、人事、工資不在智庫,但他們的思想和智慧卻可歸智庫所有。散在的Athink-tank整合料后,便成為Thinktank,這樣可以避免其他官方智庫缺乏人員退出機制、內部效率不髙等問題,既解決了作為智庫所需的高層次人才問題、整合多學科進行智庫研究,又能克服傳統智庫建設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弊端。

要結合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事改革,逐步推進智庫機構的人事制度改革。將人事管理權力逐步下放,引進智庫人員,不論是標準的制定、程序的實施,還是最后的人員引進結果,都要認真聽取相關智庫的意見。在人員引進時多引進一些統計學、計算機等專業背景的人才,改變目前智庫研究人才背景單一的現狀,也是適合新型智庫研究需要定量分析的要求,并采取合同制,使智庫人員合理流動,增強智庫活力。要改革職稱評審辦法,對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等不同類別的研究人員實行分類評審,并堅持多元化的評價標準,既重視思想創新又看重對策管用。充分挖掘各類人才的優勢,營造“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良好局面。要發揮智庫領導人才的靈魂作用,其“士志于道”的擔當與精神、深厚的研究功底引導智庫其他成員,營造“人人樂于從事智庫研究、人人善于做對策分析”的良好局面,帶領智庫穩步發展。要注重培育領導層的接班人,維持智庫的良性運轉。改變部分智庫特別是黨政軍智庫行政化色彩過濃的現狀,鼓勵研究人員進行思想創新,包容在法律法規許可范圍內的各種研究探討,注重思想的存儲、解放和激活,解決智庫中思想太少的怪論,營造“百花爭放、百家爭鳴”的良好局面。加大對研究輔助人才的培養力度,通過組織引導其參與重大課題的研究、幫助其制訂個人“學術發展規劃”等方式,使其快速成長為獨當一面的研究人才。

(“美國高端智庫的研究分析方法”培訓團團長:楊金衛,團員:張鳳蓮、崔樹義、謝桂山、孫聚友、張文、李然忠、楊恩玉、王穎、譚曉嵐、王新志、劉曉寧、朱孟曉;報告執筆:劉曉寧、王新志、羅濤、王穎;統稿:楊金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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